裘劭恒（1913-2009），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秘书兼助理检察官，与检察官向哲濬、法官梅汝璈一同作为“首发阵容”前往东京参与审判。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来到裘劭恒先生家采访。采访过程中，记者偶然发现一份报纸的翻印件，大大的标题映入眼帘：《涩谷事件判决不公，被告台胞与我法官表示异议》。

    “裘老与涩谷事件有什么联系呢？”裘劭恒先生人生中又一段传奇经历慢慢展开，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1945年至1946年间，台湾同胞在日本涩谷等地一带的摊位生意日益兴隆起来，日商对此产生了嫉妒和不满，于是买通了黑帮松田组来捣蛋，不断挑衅寻事，捣毁台胞财产，甚至要将台胞的摊位卖给日商。

    1946年7月19日下午，东京各地台胞代表约200人在市中心开会，商讨如何共同对付日益猖獗的松田组。

    会后，台胞分乘6辆卡车回家，其中四辆回涩谷方向。警察局事先得知此事后，编造消息说台胞要袭击警察局，于是涩谷警署调集了300多名警察，埋伏在汽车的必经之处，并下达命令：埋伏期间，如闻枪声，立即开枪还击。

    当晚8点半，当台胞的第四辆卡车经过时，突然一声枪响，埋伏警察立即对准车子射击，当场打死台胞6人，打伤20多人。日警恶人先告状，竟以“侵害占领区目标”为由，把37名台胞送上了美军第八军军事法庭。

    这起骇人听闻、震惊中外的惨案发生时，正值69年前的东京审判期间，史称涩谷事件。作为战胜国的公民，中国台湾侨民被日警有组织、有预谋地枪击，美军偏听日方的一面之词，断然宣布对涩谷事件立案审理，被害人成了被告人，一时间举国哗然。

    时年33岁的裘劭恒，在回国前夕被卷入了“涩谷惨案”，这一次，他的身份变成了法官。

    “我答应参加审判，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1946年9月初的一天，一名穿着西装的男子敲开了裘劭恒的房门。

    就在数日前，当时的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找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方首席法官梅汝璈，想找一位既精通英语、懂美国法律，又有实力的中国法官参与涩谷案审判，梅汝璈爽快地推荐了裘劭恒，“他在上海当律师时，就是位不买外国人账的人，由他出庭，最为合适。”

    来访的陌生男子是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的李立柏少将。裘劭恒与他素无往来，颇感突兀。李立柏倒也开门见山：“裘先生，最近东京涩谷发生一桩惨案，不知听说过没有？”

    此时的裘劭恒已完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第一次出庭的起诉任务，正准备回国，对这桩事情也有耳闻。

    李立柏就对裘劭恒说明了来意：为了平息、缓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民众的强烈抗议情绪，美军不得不改变审判格局，将原本三名美军法官的名额让出一个给中国，组成两个美军法官和一个中国法官的合议庭来审理此案，以体现公正。而这个中国法官人选，裘先生最为合适。“裘先生，你在美国人中有威望，此事非你莫属，你一定要出来主持正义啊！”

    然而，裘劭恒坚持不插手这件案子。在李立柏的再三追问下，他说：“一个审判庭三个法官，其中两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不管是谁，二比一的结局都已经明摆着，我能改变这个结局吗？”

    裘劭恒分析得一针见血，“这是个圈套，要将非法审判变成合法审判。你想，起诉由美第八军司法处的检察官负责，审判又是他们的法官负责，他们能自己一边起诉，又一边判无罪吗？这个案子，99.9%翻不了案。”

    听了裘劭恒的一席话，李立柏心生佩服，更加想让他来打这场官司。

    第二天，李立柏又找到裘，称南京政府司法部和外交部将指定其为中方法官，不料裘劭恒对“两部”也不买账。

    万般无奈之下，李立柏拿出了最后一个“杀手锏”：“裘先生，我们非常敬重你，无论怎么说，你是中国人，总不能见死不救啊！”

    对于一生为人刚直不阿又淡泊名利的裘劭恒来说，“家国情怀”是其最大的软肋。让李立柏万万没想到的是，千言万语都没有用，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深深地打动了裘劭恒。

    最终裘劭恒答应出任法官，但他当即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要期望我裘劭恒能创造奇迹，马到成功，因为二比一的结局已经锁定；第二，我办案期间，你们别来打扰。特别国际法庭的各国检察官、法官大都和我住在同一旅馆里，由美国宪兵把门，你们来找我，会给人以口实，说是背后干预，不利于我办案；第三，我答应你去参加审判，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不是南京政府派的，我不代表政府。将来不管此案如何判决，我都不会向政府写任何报告，要写就由你们代表团写。”裘劭恒的话掷地有声。

    在生前的一份说明材料中，裘劭恒这样写道：“我考虑再三，感到美方如此无理欺侮台胞，严重伤害了民族尊严，同时对海外侨胞影响极坏，中国当时正处于战胜国之一的地位，正在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竟遭如此侮辱，实在难以容忍。因此，我终于接受要求，要利用法官地位，尽我最大努力，在审判中据理力争，揭露事实真相，为中国人出一口气。”

    “你们有，我也应该有”

    1946年9月25日上午，涩谷案在东京开庭。

    法官席上，审判长伯格居中而坐，他的同事爱泼生坐左边，一身戎装，裘劭恒坐右边，西服外面套上了那件借来的明显不合身的黑色法官服。因为从没做过法官，裘劭恒特地向梅汝璈借了一套法官服。

    审理伊始，就爆发了一场“战争”。两位美国法官互相传阅着一份份笔录，裘劭恒发现类似的笔录美国法官有，自己却没有，就问伯格：“为什么我没有？”伯格耸耸肩，表现得颇为不屑：“法庭上有就可以了。”

    裘劭恒毫不示弱，提高音量提醒道：“审判长先生，请你注意，我到这里来是当法官的，不是来旁听的。你们有，我也应该有！”

    伯格听到后，吃惊地张大了嘴。

    与其说涩谷案是一场审判，不如说是一场两国法官之间的“战争”。当时美军要在日本站住脚跟，需要日本人的配合，因此，在涩谷事件上也是站在日本一边。这“第一回合”虽然胜利了，但裘劭恒心里清楚，“战争”才刚刚开始。

    涩谷案审判了近六个星期，先后到庭作证的有开车司机、过路行人、出事地点的居民，但更多的是日警，包括涩谷警署的署长、助理局长兼探长、副探长等。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霸王”的一场审判：涩谷案中下令设埋伏向台胞开枪的是他们，逮捕台胞的也是他们，现在出庭指证台胞要袭击警署的还是他们。

    据裘劭恒生前的回忆，审判中，台胞的辩护律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证人，此人是美国公民，是与当事双方无关的第三者。出事时他正巧路过出事地点，目睹了日警向卡车上的台胞开枪，引起一场混乱，并且没有看见台胞开枪。然而，对于这样一个重要证人的证言，美方检察官百般挑剔，美方法官也漠然处之。

    此外，事件发生后，只从一个台胞身上查获一支手枪，经校验后证实这支手枪当日未被使用过，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事实，法庭竟有意回避……法庭上种种不公正现象，令裘劭恒十分气愤，一直努力寻找突破口。

    案情审理即将结束时，法庭安排了一个“重要证人”——东京警察总监出庭作证，检察官与他一问一答，如同演戏一般。

    作证完毕后，裘劭恒不顾审判长的反对，径自向“证人”连续发问，使其露出了马脚，获得了一些对台胞辩护律师有利的口供。

    审判长伯格对此大为不满，按照法律程序，法官如需询问证人，应当由审判长发问。裘劭恒提问时，伯格几次对他说：“你有什么问题，我替你问。”

    但裘劭恒根本不买他的账，说：“很抱歉，我不知道你有几个问题要问，至于我要问什么，这要看对方怎么来回答，所以只有我自己来问。”

    裘劭恒问证人：“据我所知，日本警察制度在国际上是比较严密的，你说被告一贯不守法，那么你们平时在做什么，是否就没有办法了？”警监说：“现在只要美国宪兵在，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能解决。”

    “那要多少宪兵才有效？”“一两名巡逻宪兵就够了。”

    “你们同宪兵如何联系呢？”“用电话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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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联系几次？”“24小时联系。”

    这一段对话说明涩谷惨案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故意放任其发生是因为有意设圈套陷害。裘法官的发问就此戛然而止。

    这一回合，他又赢了。

    “作为法庭法官之一，我不同意法庭判决”

    多日的审判后，案件面貌已基本清楚，争议就是如何判决。

    一日，两位美国法官向裘劭恒提出用投票方式对台胞分别处刑。

    裘劭恒据理力争：“不！没有经过讨论案情，怎样知道被告有罪？既未曾确定罪责，又如何能够处刑？”

    然而，伯格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裘先生，今天我们不争论了，按我说的做，我们每人一张小白纸，从最高刑期往下推算，对每一个被告写下刑期，根据多数人原则，按照两人以上意见判刑。”

    对于这个可笑又可气的决定，裘劭恒坚决不同意并拒绝投票。于是，美国两位法官强行对台胞处刑，折腾了十几分钟后，确定以多数意见判处被告2至3年徒刑并服劳役，役满驱逐出境。

    结局在裘劭恒意料之中，他心中已做好了打算。次日，涩谷案正式宣判。即将退庭时，裘劭恒出人意料地站了起来：

    “作为法庭法官之一，我不同意法庭判决，因为本案检察官根本没有能够根据任何法律证明被告有何罪责，判决是完全不合法律的。”

    在实行无罪推定的美国法律中，法官若要证明一个人有罪，一定要确实证明已把“合理的怀疑”全部排除，罪名才能成立。而涩谷案的审理，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

    法庭内外随即一片哗然。审判长伯格尴尬地涨红了脸，宣称中国法官违反了应尽的义务，作出美国军事法庭史上没有先例的事。裘劭恒当即反驳：“作为本案法官，对判决提出异议，既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义务。我知道如何对本案负责！”

    裘劭恒在法庭上的举动，成为当时国际上的一条特大新闻。《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William Powill）在东京直接向美方取得裘劭恒的异议书副本，刊登于报上；美国《星条报》、中国《大公报》等都对事件进行了报道。

    庭审后，裘劭恒用英文写了异议法律意见书，提交给了法庭上级——横滨美军第八军司法处，他在异议书内指出了审判过程中不合理、不合法之处，并直言涩谷案是一场阴谋。

    由于事件引起媒体的广泛报道，美军当局出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有所行动。在法庭宣判引起争执的几天之后，美军第八军司法处处长麦克来电邀请裘劭恒去横滨面谈，被裘劭恒谢绝，他称“意见都已经在异议书上写清楚了。”

    后来，麦克以个人名义再次邀请他见见面，裘劭恒才去了一趟。麦克征求裘劭恒如何处理日警的意见，裘声明说：“如果我是你的话，应该起诉的是东京的日本警察总监、涩谷警察分局局长和在场指挥的警官。”

    后来，涩谷案重新审理，裘劭恒谢绝了麦克要他继续协助起诉的邀请。美方对东京警视厅总监、涩谷分局长等三人起诉。但因为时局变幻，涩谷案最终不了了之，涉案的台湾同胞被遣还原籍。

    记者手记

    翻检资料时，读到台湾史民间学者郭誉孚的《自惕的主体的台湾史》一书，他在书中这样描述道：“排列在法庭门内的被告们，被宣判有罪翻译出来时，没有人哭，裘法官的这番话，翻译出来时，却让许多人落泪了。站在前排的一个大个子，竟是涕泪纵横！”

    此情此景，令人动容。当时的国际环境纷繁复杂，国民党南京政府一心稳住政权，又秉持“亲美态度”，无暇顾及战后的审判事宜，更是不把涩谷事件放在心里。

    “弱国无外交”，这也是裘劭恒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在这种处境下，他满含悲愤、拼尽全力打下了这场“必败”的战役，为台胞鸣冤，并终于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路透社记者康地，是国际新闻界着名的战地记者，他在采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公审时认识了裘劭恒。涩谷案宣判后，他走上前把裘劭恒抱起来，激动地说：“我作为战地记者，跑遍了全世界，见过不少中国人。今天才从你身上看到了真正的中国人的形象！”

    这场69年前的法庭之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